深夜译后感：对当代教育与思想的忧思

夜深人静，当我单手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符，完成《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Twelve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》全书的翻译与校对时，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多。仅仅在十二个小时前，我还在手术室里。在注射药物、等待主刀医生的时候，我依然在阅读米塞斯的论文集。护士好奇地问我为何不看手机，我坦言，我对电子设备里的内容缺乏兴趣。

令我忧虑的是，当下许多年轻人已经疏于阅读。他们不仅不读大众书籍，更遑论涉猎学术著作，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正在丧失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。他们被大学所教导的“知识”填满，然而一旦离开校园，便停止了学习的脚步，也很难再接受大学之外的观点。

因此，他们无法真正深刻地体会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谬误，也难以认识到实证主义在某些领域的局限。对于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论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是茫然的，更不会去主动进行深入思考。我想，这正是我们当前大学和教育所缺失的一环。

我无意陷入阴谋论的窠臼，因为那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年轻一代的阅读能力，尤其是阅读学术论著的能力，正在逐渐退化。

我时常感到一种深刻的绝望：难道那些先驱们呕心沥血写下的著作和思想，终将就此湮没无闻吗？我不知道答案，并对未来怀有悲观。或许，未来的人们将无法真正认识到，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唯物主义辩证法、历史主义等等带来何等深远的破坏。如今，整个西方社会正被社会主义思潮所冲击，大学校园更是充斥着错误的哲学理论与方法论，这让我深感忧虑与无助。我试图向人们阐述我的观点，换来的却是拒绝和漠视。这不禁让我反思，那些号称“多元化”与“包容度”的世界名校，为何无法容纳我们这些批评的声音？

答案或许只有一个：他们所谓的“多元”，实际上是其自身规则框架内的“多元”。超出这个框架的观点，一概不被接受。为了维护这套规则，他们甚至发明了标准化考试，将鲜活的思想禁锢在僵化的体系之中。如果你真正的秉承多元和包容度的态度，那么你得不到任何的分数，甚至无法从大学毕业。于是，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。大学，这个本应追求真理的殿堂，如今却时常阐述着谎言，它已然不能容忍真正的思想多样性。因为他们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支持他们的多元化理论。事实上，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多样化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根本就不相通，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要求的是“清洗对方”，将对方视为异端邪说。这一点我们无需赘述，以至于最简单的离散数学都可以推论这一点。

我们断然无法接受那种认为个人必须在某个“规定范围”内才能阐述观点的理论。这种想法纯属无稽之谈，其逻辑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：真正的创新与批判，往往意味着跳出固有的框架，与原先的观点形成对立。一个人不可能在拥护旧理论的同时，又在其体系内提出一个与之根本相悖的新思想。这本身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。

因此，将表达观点的权利与是否通过大学考试、或获得某种认证粗暴地捆绑在一起，是毫无道理的。获得一张文凭，与拥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之间，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。

事实恰恰相反。真正的认知与深刻的洞见，并非源于被动地、强制性地融入某个错误的理论环境，而是诞生于抗争与战斗之中——只有当你敢于直面并挑战那些既定的思想体系时，真理的轮廓才会变得清晰。

真正的多样性，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。当下的学校教育，并不能让人从无知走向有知，因为它所灌输的，是经过筛选甚至歪曲的“知识”。只有当严谨的学术精神重占高地，当真正的科学理论得到弘扬，人们才能认清这一切。

然而，他们恐怕更无法理解米塞斯当年的警示。他曾说过，人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意识到，学校里教的，永远是教授们在过去就已经知道的东西。在这样的体系里，真正的创新是难以孕育的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在对大学的批判上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先驱们早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几乎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可以再补充的批判空间。因为他们在一个多世纪前，就已然洞穿了这一切的本质。当年他们所预见的问题，到了今天，已然演变成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无意再进行新的批判，甚至不屑于辱骂，因为任何言语都已失去了意义。我相信，但凡具备真正智识的人，都能明白这一点。

现在，合上书稿，感觉像是结束了一场与一位来自过往时代、思想极为犀利的老者长时间的对话。这场对话无关乎寻求安抚，而在于接受智识上的严峻挑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