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神学的侵蚀

在21世纪，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思想更具破坏力了。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，这主要归咎于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派的流毒，以至于哲学理论至今没有任何实质进展，却始终左右着人类文明的进程。不像哲学，经济学作为一门极为年轻的学科，竟然一错再错。一百年前，经济学家们发出的警告没有任何人理会；对于全世界目前呈现的经济状况和政治问题，虽然不能完全怪罪于早些年的经济学家，但当代的经济学家必须反思。然而，这种智识上的崩塌绝不可能仅停留于经济领域。人类的理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你无法在社会科学中奉行相对主义，却试图在信仰中保留绝对主义。德国历史学派及其继承者们引入了致命的“历史主义”毒素——即认为没有永恒的普世规律，只有随时代变迁的“历史真理”。这种认识论一旦确立，神学就注定无法独善其身：既然经济规律被视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，那么《圣经》的启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降格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“历史文献”，而非永恒的道。

罪魁祸首正是社会主义思想，它们渗透进当今西方的大学中，无一例外、不可避免地完全使用唯物辩证法这类“过家家”式的破产哲学理论。它们号称是“多元化理论”，却给科学哲学理论打上了“非黑即白”的极端主义标签。在那些标榜“包容”与“多元”的大学里，一旦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他们却完全无法容忍。这显得十分矛盾：他们口中的“多元”，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教条——凡是不符合其唯物主义框架的思想，都被当作必须要清除的“杂质”。这种“包容”并不包容异见，它只包容平庸与顺从。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纯粹性，他们利用僵化的学术评估体系，系统性地剔除了任何指向永恒真理的声音。究其根本，是因为他们使用唯物辩证法来支撑所谓的多元化——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真正的多样性与唯物辩证法水火不容，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的是“清洗异己”，是将对方视为必须消灭的异端。究其根本，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必然结果。它并不寻求共存，而是寻求对立面的消灭。当年轻一代在这种“清洗异己”的逻辑训练中虚度光阴后，他们的理智已经无法承载神学的重量。然而我们的年轻人们从这里毕业，又怎么能意识到神学的问题呢？毕竟，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起点就已经排除了绝对者，那么无论他后续如何推演，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虚无，零乘以任何数字难道不都得零吗？

毫无疑问，所谓的“应用神学”也根本是一个伪命题，当前年轻的牧师们普遍犯了这个错误。如果真的存在一种“应用式神学”，试问该如何在地球上实现完美的“爱”？若要寻找一种策略，那结论必然导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！但如果在地球上都能建立完美的乌托邦了，为什么还要耶稣再来呢？《启示录》岂不成了儿戏？异端教会的首领们显然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干脆绝口不提“耶稣再来”或“末世论”，转而用“和平主义”的辞藻进行置换。如此一来，“大审判”也被他们顺理成章地抹去了——毕竟，若和平已然降临，审判又有何必要？

事实上，若仅仅为了在地上实现这种所谓的“永恒之爱”的乌托邦，根本无须劳烦耶稣。只需向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先生顶礼膜拜，便能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这一壮举。至于那些热衷于在教会内通过等级制度来展示集体主义的人，学习蚂蚁足矣，根本无须多此一举。然而，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黑洞，《箴言》第六章明确指出，蚂蚁是“没有君王”的。既然如此，这些牧师又凭什么把自己加冕为独裁者？这就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，所有的社会主义基督徒，在理论本质上都是无政府主义者，而在实践中却是最暴虐的集权者。面对质疑，异端们只会抛出那套令人作呕的陈词滥调——要么自诩为“神所拣选的独裁者”，要么引用“羊也听他的声音”来压制异议。按照这个荒谬的逻辑，基督徒当年也根本不该反对希特勒，只需要任由他踏平欧洲就好了——毕竟，那也算是一种“声音”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所谓的“神的拣选”呢？

异端的教义更为廉价，只需要摘取《新约》中的只言片语——诸如“登山宝训”之类的片段即可。我们不禁要问：圣经作为一种特别启示，如果仅摘取片段作为教义，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断章取义、异端邪说吗？还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吗？中世纪那些支持社会主义的基督教运动皆为异端，我们在历史文献中能找到无数确凿的证据，此处不必赘述。年轻一代牧师若要强行实现这种乌托邦，要么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倒向社会主义，要么就在教会里实施大规模的等级森严的独裁制度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仅由“同情心”维系的团契圈子。这种玩法一旦确立，其结局注定是悲剧。这与华人教会虽有不同，前者是新兴政治运动的悲剧，后者是陈旧官僚主义的作风，但两者的问题都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同一个终局——教会与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与消亡。